危险驾驶罪，小案件也有大辩点

危险驾驶罪，已经成为我国发案量最多的一类罪.由于危险驾驶罪案情简单，量刑较轻，缓刑比例高，所以很多当事人不找律师，认为作用不大，法院开庭也只是走走过场.

但是，一旦入刑终身就会有犯罪记录，影响巨大，尤其对于某些人来说更是如此，比如：公务员、国企高管、上市公司负责人、名人等.

虽然该罪案情简单，但对于专业律师来说，没有不能辩护的案件，没有完美无缺的指控，只要足够的专业和认真去审视案件，辩点往往就会与你不期而遇.

主体辩护

坐在驾驶座上的人，就一定是开车的人吗？一般人认为的常识，在法庭上有时却并非如此.

实践中，警方在取证过程中存在“唯酒精论”的倾向，忽视对饮酒过程、驾驶过程的取证，有时会导致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嫌疑人有实际驾驶的行为.

在安徽某地的一则判决中【（2018）皖07刑终50号判决书】，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不构成危险驾驶罪.该案中，虽然有证人证明被告人陈某喝了酒，被抓获时在驾驶座上睡觉，但是不能证明其醉酒后驾驶过车辆到达案发地.虽然被告人陈某也无法解释如何开车到案发现场，但不能排除系他人驾驶的可能性.

另外，在山西的一则判决中，也有同样的认定.在该案中，虽然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某醉驾，但被抓获时，张某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，法官认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张某是乘车人，不能证明有驾驶行为.

可见，即便醉酒的人在车上被抓个现行，如果控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驾驶行为，也不构成危险驾驶罪.

程序辩护

醉酒的人一旦被抓，就是吹气、验血、讯问、羁押等一系列程序，一般人都是老老实实配合，不敢提出任何异议.但是在律师的眼里，却并非如此，血液采取的方法、消毒剂使用、盛装容器、标识与封装、保管与送检，甚至一般人看来板上钉钉的鉴定意见等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存在问题，而这，有时会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.

例如，王某某危险驾驶案中，血液酒精含量86毫克/100毫升，超过了入罪标准.但我们发现，其是喝酒后马上开车被抓，隔了一小时后提取血液.

根据有关测算，酒精度和时间关系是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形状，抛物线定点峰值对应时间是1.5-2小时.也就是说，如果喝酒后马上开车被抓，此时酒精含量应该属于低点，而隔了一个小时后去验血，此时酒精含量达到顶峰.

如果鉴定下来是85毫克/100毫升左右，按照业内通行的每小时10毫克/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清除率推算，则被抓时酒精含量可能低于80毫克/100毫升.律师向检察院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最终，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决定.

实践中，还存在这样的问题：

比如，警方在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中对盛装容器仅注明A、B管，未注明是否使用抗凝剂及容器具体编号，无法确定当事人血液的对应和唯一性.有时甚至存在同一当事人血液提取在试管规格、医务人员提取量、鉴定样本容量三者不一致的情况.

比如，消毒液存在使用含醇类即酒精，尤其是含有酒精的碘伏溶液的情况，酒精的使用就会严重影响酒精鉴定的精准度.

除此之外，警方有时会对醉驾当事人滥用强制措施，任意适用延长拘留期限30天.根据刑诉法规定，适用拘留强制措施一般3日至7日，特殊情况下延长至300日.而醉驾案件根本就不具有延长30日的法定事由.

“道路”辩护

由于醉驾入刑，很多好酒之徒有所收敛，不再酒后驾车，改为叫代驾，但有时发生代驾来了找不到车的情况，或者代驾开车到小区，但是小区不让代驾进的情况，这时候，醉酒的人经常会脑袋一热，主动上去开车，认为只是简单的“挪挪车”，不能算醉驾.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的检察官、法官都这样认为.

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“道路”是指公路、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，包括广场、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.对于企事业单位、校园、住宅小区等单位管辖内路段、停车场是否属于“道路”，判断的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道路的公共性特征.如果只允许与管辖单位及其人员有业务往来、亲友关系等特定事由的来访者的机动车通行，则不属于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，不能认定为道路.

在广东某市的一则案件中，被告人王某酒后让代驾送其回家，代驾将车辆停在小区楼下附近路边后离开.王某下车后发现停放车辆位置不当，遂开车在小区里另寻停车位，过程中与小区内停放的一辆车辆发生剐蹭，对方车主报警.交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将王某抓获.

然而，后来法院认为：王某醉酒后在半封闭小区内以挪车为目的驾车的行为，虽然造成剐蹭他人车辆的危害后果，但远低于醉酒在道路上驾驶行为的危险性.因此，王某的行为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，不构成危险驾驶罪.

我们也曾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件，当事人刘某跟朋友喝酒后，叫了代驾司机，因代驾司机找不到具体位置，刘某就自告奋勇将车辆从停车场内挪动20米开至停车场出口时被查获.案件移到检察院，律师跟检察官反复沟通，认为刘某酒驾地点在停车场，行驶距离较短、速度较慢，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，建议不起诉.最终，检察院予以不起诉.

曾有学者呼吁，醉驾入刑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酒后驾车现象，但是也付出了巨大代价，因该罪而入刑之人众多，影响极其巨大，必须对入刑尺度进行限缩.然而，大局如此，作为专业律师，我们无力改变，唯有在每一起醉驾案件中做到极致，寻找转机和空间.

笔者周辉，隆安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.